（一）我國安全發展觀的發展歷程
縱觀過去，中國一直把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黨治國理政的一大原則。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安全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保證人民安居樂業的頭等大事。安全是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強盛的前提。發展和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
第一階段：明確定義
2013年11月，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了國家安全和改革發展的關系。
2014年4月，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上把發展和安全的關系列為總體國家觀“五對關系”之一，凸顯了其極端重要性。
2016年1月，總書記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明確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
第二階段：強調重視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
2019年1月，總書記強調：“我們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有效防范各類風險連鎖聯動。”
2020年12月11日，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
第三階段：統籌協調
黨的二十大報告開辟專章部署“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2023年12月，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發展和安全要動態平衡、相得益彰。”
“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未來五年的重大改革舉措的重要特點。
通過這三個階段的發展，中國在統籌發展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從明確定義到強調重視，再到統籌協調，中國的安全發展理念不斷深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二）相較其他范式，中國統籌安全發展具有其獨特性及世界意義
安全和發展是現代國家建設的兩根重要支柱，不同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展現出不同的模式和特征。
1.西方現代化的"失衡陷阱"：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發展異化
在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重發展，輕安全”的傾向。這些國家在現代化的早期階段，受資本邏輯支配，普遍重視發展問題，以科技革命和經濟發展為主要手段，提高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然而，這些國家相對輕視或較少關注安全問題，同時也忽視了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西方現代化帶來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隱患和風險。從國內來看，這些國家在片面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導致環境污染、資源短缺、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傳染病流行等問題。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化與現代化相伴而生，全球化將現代化推向世界各地，導致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日益頻繁。
2.后發國家的"安全困境"：依附體系下的被迫選擇
與此相對的是后發發展中國家，它們在現代化過程中往往采取“重安全，輕發展”的策略。這些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化與政治動蕩、技術落后、經濟腐敗以及環境破壞等問題一同出現，因此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在安全與發展之間進行取舍。為了擺脫發達國家對其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剝削，大多數后發國家往往更強調國家的安全穩定轉型。后發國家缺乏穩定的發展環境，既要面臨西方國家現代化、民主化的示范壓力，又要應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威脅，甚至存在族群沖突和戰亂等。此種情況下，會出現許多軍人政府，軍政一體的模式，更容易產生限制外來投資，以保護本國產業，維護國家安全等手段，直到國家發展停滯。
3.中國模式的創新性：人民邏輯主導的動態平衡
統籌安全與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優勢，這一理念在中國的發展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沒有脫離安全的發展，也不可能離開發展去談安全。能否統籌好發展和安全，關系國家安全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往往強調發展進步，忽略安全能力建設，面臨許多的內外部安全風險與威脅。部分后發國家更注重安全穩定，但可能會犧牲發展機遇和利益，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進一步拉開差距，甚至會被甩出這個體系。
在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中，人民邏輯占據主導地位，發展被視為實現人民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國家整體安全則被視為國家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前提。由此，無論是關于人的現代化、物質與精神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還是對和平發展道路的自覺追求，都對實現安全與發展相協調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中國統籌安全與發展的模式不論在制度基礎還是價值追求層面，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在制度層面，形成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治國理政模式。價值層面的優勢主要表現在現代化發展以人民為中心，中國的發展成就就是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這些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三）通過觀念革新與制度建構，搭建統籌安全與發展的底層支撐體系
實現主體、能力和制度要素的有效聯動與有機統一，是邁向安全與發展動態平衡的關鍵。在這一過程中，樹立國家運行與治理的安全預防與發展提升觀念顯得尤為重要。
1. 認知層面，推動被動應對轉變為主動預防的范式改變
總體國家安全觀能夠引導我們在觀念層面認知安全與發展動態平衡的重要意義，在制度、能力要素上進行聯動，從而推動安全制度預防與發展能力提升。國家應在制度要素上注重提高安全預防和應急，建立起科學、完善的安全治理制度和機制，加強對各類安全風險的評估、預測和管控；國家應在能力要素上注重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創新和發展提升。
2. 制度層面，建立權責明晰與協同高效的治理架構
邊界的劃定需遵循權責明晰、科學合理、制度規范等原則，體現出安全治理的可操作性和可控性。規則的制定需要考慮多方利益和復雜局面，實現全面、協同、高效的發展。主體要素與制度要素聯動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確保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并推動可持續發展。
3. 運行層面，在秩序建構與活力激發間形成辯證統一的動態平衡
一方面，我們要不斷提升秩序生產和適配的能力，以建構包容性和適應性的秩序。另一方面，我們要從全過程人民民主出發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調動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發展建設的活力。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地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為國家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過這些措施，我們能夠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不僅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和能力建設，也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參與，確保安全與發展的平衡得以持續維持。
（四）在組織、結構、價值三個維度上做出全面努力，推進統籌安全與發展模式
推進統籌安全與發展，在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的過程中做出更多努力，是當前面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和前所未有的挑戰的必然要求。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在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的過程中，統籌安全和發展，做出更多努力。
首先，實現安全與發展的統籌協調需要我們在組織維度上凝聚多元力量，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從觀念上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從行動上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確保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都能得到有效實施和保障。
其次，安全與發展的統籌協調還需要在結構維度上塑造制度包容力，建構彈性治理空間。這包括整體規劃、制度監管、多元主體復合等措施，以確保國家安全體系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能夠應對各種安全挑戰。
最后，關注民眾需求走向國家安全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需要從整體國家安全和命運共同體來考慮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整合軟硬資源實現個人需求與國家整體利益的相輔相成。這要求我們不僅要關注國家安全的宏觀層面，也要關注民眾的具體需求，確保國家安全現代化進程中民眾的參與和受益。
從更加具體的視角出發看待人民與國家的關系，我們需要關注民眾需求走向國家安全現代化，確保國家安全體系能夠反映和滿足人民的期望和需求。這涉及到從整體國家安全觀內涵到國家安全現代化的各個方面，都需要我們深入理解和實踐。
總之，推進統籌安全與發展，實現國家安全現代化，需要我們在組織、結構、價值三個維度上做出全面努力。這不僅是國家安全戰略的深化，也是對民眾需求的積極回應。通過這樣的努力，我們能夠更好地保障國家安全，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實現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的雙贏。
（五）面對不同領域的安全挑戰，采取針對性應對措施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背景下，不同領域面對的安全挑戰日益復雜多樣，需要采取多種解決方式，以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1. 網絡安全領域
確保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是網絡安全領域的首要任務。加強網絡安全防護措施，重視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是保障網絡安全的關鍵。同時，加強網絡安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提升網絡安全人才的實戰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建立新產業、新業態監管職責動態調整和聯合執法機制，填補行業領域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空白，是確保網絡安全的重要措施。
2. 現代化應急管理領域
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需要實施自然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化工程，建設國家風險監測感知與預警平臺。建立健全基層防災減災救災力量體系，實施基層應急能力提升計劃，開展基層應急管理能力標準化建設，這些都是提升應急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3. 安全生產領域
嚴格落實地方黨委安全生產責任，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組織領導，加大安全生產等約束性指標在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中的權重，是安全生產領域的重要措施。企業主要負責人必須嚴格履行第一責任人責任，對故意增加管理層級，層層推卸責任、設置追責“防火墻”的，發生重特大事故要直接追究集團公司主要負責人、分管負責人的責任。
4. 軍事戰爭領域
戰略優勢是軍事安全的重要保障，包括定期更新和提升軍事裝備、加強作戰能力和實施戰略部署等。國防部門通過裝備現代化、加強軍事力量建設、戰略布局和聯合作戰來保障戰略優勢。戰爭形態的智能化要求軍事理論和實踐不斷創新。這需要著眼設計戰爭創建智能化理論、著眼跨域互聯探索智能化形態、著眼人機融合發展智能化武器。
5. 能源安全領域
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地緣政治沖突影響能源供應穩定性。國家一方面加大國內能源勘探開發力度，如提升頁巖氣、可燃冰開采技術，增加本土能源產量；另一方面推進能源多元化，大力發展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對傳統化石能源依賴。建立戰略能源儲備機制，合理規劃儲備規模與布局，確保緊急時刻能源供應不間斷。加強國際能源合作，與資源國簽訂長期供應協議，拓展能源獲取途徑。
6. 食品安全領域
面對食品源頭污染、加工違規等問題，需強化源頭管控，對農產品種植、養殖基地嚴格監管，規范農藥、獸藥使用。食品加工企業要遵循GMP（良好生產規范），嚴格執行HACCP（危害分析與關鍵控制點）體系，確保生產環節安全。市場監管部門加大抽檢頻次，對不合格產品立即召回、嚴肅處理。同時，暢通消費者投訴渠道，利用大數據分析食品安全輿情，快速響應解決問題，保障民眾舌尖上的安全。
7. 生物安全領域
建設國家生物安全大數據中心，整合農業農村、海關、衛健等部門數據，建立覆蓋34個省級行政區的"生物安全風險地圖"，對非洲豬瘟、草地貪夜蛾等重大風險實現提前14天預警。2023年開始實施《生物安全法實施條例》，建立轉基因作物"負面清單+強制標識"制度，規范2.3萬個生物實驗室分級管理，高等級實驗室實時監控覆蓋率達100%。在武漢、北京建設國家生物產業基地，重點突破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關鍵技術。主導成立"一帶一路"生物安全聯盟，與56國建立跨境病蟲害聯防聯控機制。
8. 金融安全領域
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框架，央行設立2000億元科技創新再貸款，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實體經濟；對系統重要性銀行實施附加資本要求，核心資本充足率提升至11.5%。成立全國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貸款；建立"地方政府+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風險聯防機制，重點省份債務率較峰值下降十余個百分點。出臺《金融控股公司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對螞蟻集團等27家金控公司實施全牌照監管；數字人民幣試點擴展至26個省份，交易金額突破10萬億元，降低對傳統支付系統的依賴風險。
9. 生態安全領域
劃定180萬平方公里生態保護紅線，覆蓋全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建立"天空地"一體化監測體系，2024年發現并整改紅線內違法問題146個，生態功能區植被覆蓋度平均提升3.9%。實施"清新空氣、清澈水質、清潔土壤"三大行動，2024年PM2.5平均濃度降至29.3微克/立方米，地表水Ⅰ-Ⅲ類水體比例達90.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95.6%；推行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參保企業超5萬家，覆蓋80%以上高風險行業。在浙江、福建開展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試點，2024年麗水市GEP達7400億元，是GDP的3.2倍；建立林業碳匯交易機制，全國碳市場覆蓋51億噸碳排放量，累計成交額超410億元。
10. 生態安全領域
出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AI模型實施"備案+安全評估"制度，據可查數據2023年完成首批110個大模型備案，其中"文心一言""通義千問"等通過安全測試。成立國家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發布《人工智能倫理規范》，明確"四條紅線"（禁止危害人類安全、侵犯隱私、破壞公平、挑戰公序良俗）；在醫療、教育等領域開展倫理審查試點，據可查數據2023年叫停高風險AI應用項目27個。研發"AI安全靶場"，模擬對抗深度偽造、算法攻擊等場景，2024年為金融、媒體等行業提供檢測服務超過5000次，識別虛假內容準確率達98.9%；建立AI安全漏洞庫，收錄漏洞信息超4萬條，推動企業高風險漏洞修復率提升至69%。
……
中國統籌安全與發展的實踐，打破了西方現代化"先發展后安全"的線性邏輯，創造了安全與發展互為支撐的新范式。這種范式的深層價值，在于超越了"安全是發展成本"的工具理性，將二者升華為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從塞罕壩林海的生態安全屏障，到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安全奇跡，從脫貧攻堅的生存安全底線，到探月工程的科技安全高峰，中國正在書寫人類文明史上兼顧安全與發展的新篇章。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今天，這種基于人民邏輯的治理智慧，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保障，更將為人類社會破解安全發展難題貢獻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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