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全球低增長周期與結構性調整壓力交織
1.“三高一低”特征的深化與全球經濟范式轉換
當前世界經濟正經歷著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最深刻的結構性變遷，呈現出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與低增長并存的“三高一低”特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24年全球通脹率預計增至6.8%，發達經濟體平均政策利率較高位2023年有所下降，如美國政策利率在2024年6月的預測中為4.6%，扣除2.4%的PCE通脹率后，實際政策利率為2.2%；歐元區政策利率預計從2023年的4.5%降至2024年的3.5%左右，預計到2025年第三季度達到所謂的“終端水平”2.5%。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2024年底收于4.57%左右。據可查數據，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在2023年達98.7%，日本政府債務規模在2023年已超過GDP的260%。這種宏觀經濟環境導致全球經濟增速持續低迷，預計“十五五”期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約3%，較2000-2019年平均3.5%的增速進一步回落。全球經濟正從“大穩健”時代轉入“新平庸”階段，可能進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期。
在發達經濟體中，美國經濟面臨著“滯脹螺旋”風險。2024年核心PCE物價指數同比上漲2.8%，美聯儲為抑制通脹，將基準利率從2023年的5.25%-5.5%下調，2024年12月降息25個基點至4.25%-4.5%。高利率導致企業融資成本飆升，如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2024年整體呈波動走勢，全年平均水平為4.21%，較2023年上升25個基點，商業投資增速降至1.2%。歐元區則陷入‘高失業與高福利’的兩難境地，2024年25歲以下青年失業率在希臘、西班牙等國仍超過30%，而德國2024年社會福利支出占財政預算的36.8%。中國經濟在“十五五”期間預計增速放緩至4.5%左右，但基于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仍將貢獻全球經濟增量的30%以上，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
2.債務危機傳導機制下，金融穩定性面臨挑戰
全球債務懸崖正成為懸在世界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2024年全球非金融部門債務總額達323萬億美元，占GDP比重93%，其中政府債務100萬億美元，企業債務135萬億美元，家庭債務65萬億美元。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債務風險尤為突出，斯里蘭卡、加納等國先后發生主權債務違約，2024年全球主權債務重組案例較2019年增長50%。。
債務風險的傳導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在非洲，埃塞俄比亞（2024年外匯儲備降至1億美元）、贊比亞（商業貸款未處理規模達33億美元）等國債務危機持續發酵，導致基礎民生物資進口受限；在拉美，阿根廷外匯儲備回升至309億美元（2024年數據），而外債規模仍高達2784.9億美元，陷入“債務-通脹”惡性循環；在亞洲，巴基斯坦外匯儲備增至154.68億美元（2024年10月數據），但仍需應對能源部門循環債務壓力，被迫向IMF申請第25次救助。這些危機通過跨境資本流動渠道影響全球金融市場，2024年新興市場資本外流規模擴大至1835億美元，導致相關國家貨幣貶值幅度較前期緩和，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對美元貶值幅度分別為17.6%和19.1%。
金融穩定性風險還體現在銀行體系的資產質量惡化，據可查數據2023年新興市場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7.8%，較2020年上升1.5個百分點，部分國家不得不啟動銀行國有化計劃以防止金融體系崩潰。
3.貿易保護主義升級與全球貿易體系重構
國際貿易領域正經歷著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保護主義浪潮。根據WTO數據，2024年全球新增貿易限制措施達169項，涉及貿易額8877億美元，較2023年激增163%。美國、歐盟、印度等經濟體是主要發起者，其中美國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表現為關稅升級（如對華電動汽車加征37.6%關稅）、擴大出口管制（新增522項對俄商品限制）及以國家安全為由的技術封鎖等多維度措施。
全球貿易規則體系陷入功能性癱瘓，WTO爭端解決機制停擺超過5年，主要經濟體轉向區域貿易協定和單邊措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成為新的規則博弈平臺，但規則制定權爭奪激烈。美國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將貿易議題與勞工標準、環境規則、數據跨境流動綁定，試圖構建排除中國的“價值觀聯盟”貿易體系；歐盟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要求進口商購買碳排放額度，實質是新型綠色貿易壁壘，2024年過渡期內中國對歐盟出口的鋼鐵等商品已面臨顯著成本壓力，以鋼鐵行業為例，若按每噸碳排放成本160歐元計算，全年額外成本或超2.8億歐元；全球產業鏈重構趨勢深化，2024年中國中間品貿易逆勢增長，占全球市場份額提升至12%（2013年為8.8%），但受“去全球化”與區域供應鏈競爭加劇影響，部分高端制造業面臨產業鏈外遷與發達國家“高端回流”的雙重壓力，例如美國、歐盟通過綠色貿易政策加速本土產業鏈重構。
（二）政治：地緣政治裂變與大國戰略博弈激化
1.地緣政治危機對全球格局產生重塑效應
當前地緣政治版圖正經歷二戰以來最劇烈的重構，俄烏沖突、巴以沖突等“熱點群”效應顯著改變全球能源、糧食與產業鏈布局。
俄烏沖突持續發酵導致歐洲能源地緣格局徹底重塑：2024年歐盟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量回升至544.5億立方米（占進口總量18.28%），但仍低于2019年水平，同時從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占比46%（氣態天然氣占比17.2%），卡塔爾液化天然氣占比11.9%。糧食安全持續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焦點，俄烏和平協議談判取得進展，推動烏克蘭小麥出口量預期回升至1500萬噸以上，但短期內仍受供應鏈重建限制；巴以沖突疊加蘇丹、海地等地局勢動蕩，導致全球糧食不安全人口超7.33億，北非多國小麥進口依存度超75%。非洲之角國家中，蘇丹因武裝沖突陷入“全球最大饑餓危機”，糧食缺口規模尚未披露，但加沙四分之一家庭面臨災難性糧食短缺，海地540萬人難以獲得足夠食物。地緣沖突加速產業鏈區域化重組，東盟通過區域供應鏈整合應對全球化退潮，中國通過跨境并購（如海爾集團全球產能布局）深化“一帶一路”合作，2024年深市新增披露676單并購重組（金額2119億元），聚焦高端制造與綠色技術整合。
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還體現在國際組織的碎片化，聯合國安理會在重大問題上陷入“否決權僵局”，二十國集團（G20）協調功能弱化，區域安全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機制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2.美歐政策協同、一致對華與戰略競爭升級
美歐正形成對華“競爭性遏制”同盟，在貿易投資、技術創新、規則制定等領域協同發力。2024年美國對華進口占比降至13.4%，為2006年以來最低；歐盟對華進口占比16.0%，較2019年下降2.7個百分點，顯示出“脫鉤斷鏈”戰略的實際影響。美國的“供應鏈韌性計劃”投入520億美元用于芯片制造本土化，要求接受補貼企業10年內不得在中國大陸擴建先進制程產能；歐盟的“歐洲芯片法案”設定430億歐元投資目標，要求成員國建立芯片“戰略儲備”，并限制對中國半導體企業的技術輸出。
在投資審查領域，歐盟委員會的“歐洲經濟安全一攬子計劃”將審查范圍擴展至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生物技術等14個關鍵領域，2024年通過成員國協作機制阻止5起中資收購歐盟高科技企業案例（包括新能源電池和機器人技術領域），較2023年增長67%。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審查力度進一步升級，2024年對中資并購案的否決率攀升至21%（涉及半導體和清潔能源領域），是2019年的4.2倍。這種政策協同導致中歐、中美科技合作持續萎縮，2024年中歐聯合科研項目數量較峰值下降31%（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和綠色技術領域）；美國在STEM領域對華學術交流限制加劇，中國留學生F1簽證通過率進一步降至63.7%（敏感專業拒簽率超40%）。
“十五五”期間中美關系可能從“戰略競爭”轉入“全面博弈”階段，競爭領域呈現立體化特征體現在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外交政策等多個方面。這種戰略競爭對中國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和系統性：在經濟層面，可能導致中國GDP增速放緩0.5-1個百分點；在科技層面，高端芯片、工業軟件等“卡脖子”領域的突破時間可能延長3-5年；在外交層面，面臨“選邊站”壓力，部分東南亞國家在中美之間的“平衡外交”難度加大，菲律賓、越南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升溫。但同時，中國也在積極構建“反制工具箱”，如《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已對3家美國企業實施對等制裁，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有效維護了產業鏈安全。
（三）技術：創新生態重構與產業競爭白熱化
1.技術主權爭奪加劇，圍剿與突圍
全球科技創新版圖延續‘三極鼎立、陣營對抗’態勢，北美、歐洲、東亞太平洋地區占據全球研發投入的94.9%。美國2024年研發支出突破1萬億美元，占GDP的3.4%；繼“地平線2020”計劃后，新一期“地平線歐洲”（2021-2027年）總預算提升至955億歐元，重點支持量子計算、清潔能源等戰略領域；中國研發經費達3.61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2.68%，三方在清潔能源、生物科技等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呈現系統化對抗特征。
美國對華技術遏制呈現“全鏈條封鎖”特征：在硬件領域，限制向中國出口極紫外光刻機（EUV）、離子注入機等關鍵設備，導致中芯國際14納米制程良率提升緩慢；在軟件領域，禁止中國企業使用美國設計的EDA工具進行7納米以下芯片設計；在人才領域，將1000余名中國科研人員列入“簽證限制清單”，STEM領域中國留學生簽證審查周期延長至3個月以上。歐盟的“數字主權”戰略則聚焦數據本地化，要求云計算服務商將歐盟用戶數據存儲在境內，2023年迫使阿里云在德國、法國建立數據中心，增加企業運營成本12%。美歐日韓組建的“芯片四方聯盟”（CHIP4）實施嚴格的技術出口管制，要求成員國企業不得向中國提供14納米以下制程技術，聯盟內部建立“技術共享白名單”，試圖壟斷全球半導體產業鏈高端環節。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技術合作計劃構建多元創新生態，2024年與東盟國家共建5個聯合實驗室，在泰國、馬來西亞深化高鐵技術本土化人才培養合作，并與非洲國家開展5.5G技術試點項目。這種“南南技術合作”模式有效突破了西方技術封鎖，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國通過中國技術支持加速推進5G通信網絡建設。
2.產業技術發生變革與全球格局重塑
新一輪科技革命正重構全球產業競爭格局，信息技術集群、新能源與綠色技術集群、生物科技集群三大技術集群引領變革方向。
信息技術集群方面，人工智能與大數據驅動生產范式轉型，美國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匯聚35萬個工業APP，GE數字集團通過Predix平臺實現設備預測性維護，降低停機時間20%；中國的“星火”工業互聯網平臺連接設備超9000萬臺，在青島啤酒工廠實現生產線效率提升15%。但算法霸權爭奪激烈，OpenAI的ChatGPT占據全球生成式AI市場主要份額，中國的“豆包”“通義千問”“KIMI”“DeepSeek”通過本地化訓練，在中文場景處理上具備優勢。
新能源與綠色技術集群：中國在光伏產業鏈占據絕對優勢，多晶硅、硅片、電池片、組件環節全球占比均超過70%，但面臨歐美“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據可查數據2023年歐盟對中國光伏組件啟動臨時保障措施，設定180歐元/千瓦的最低價格。儲能技術競爭白熱化，美國特斯拉的Megapack儲能系統裝機量達15GWh，中國寧德時代的麒麟電池能量密度突破255Wh/kg，在全球儲能市場份額達38%。
生物科技集群：基因編輯與合成生物學開啟“生命科學革命”，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專利中，美國占45%，中國占22%，形成雙雄競爭格局。美國通過“生物制造計劃”投入200億美元，目標在10年內實現關鍵藥物中間體的生物合成率達70%；中國的“合成生物學創新中心”在深圳、上海布局，已實現人工合成淀粉、葡萄糖等技術突破。
技術生態競爭的深層影響在于產業標準主導權的爭奪：在5G領域，中國主導的TD-LTE標準必要專利占比達34%，美國的FDD-LTE占28%，雙方在6G研發上已展開競賽，中國IMT-2030推進組完成6G關鍵技術驗證，美國NTIA發布6G頻譜分配計劃；在數字貨幣領域，數字人民幣（e-CNY）試點覆蓋260萬個商戶，交易金額達1.5萬億元，美國的數字美元（CBDC）進入技術驗證階段，歐盟的數字歐元項目啟動，貨幣數字化競爭成為技術主權的新戰場。
（四）安全：局勢穩定性降低催生非傳統安全挑戰
1.疊加地緣博弈，能源轉型面臨更大挑戰
全球能源結構正經歷“漸進式革命”，2030年化石能源仍將占60%的主導地位，但可再生能源占比有望提升至35%。俄烏沖突加速了歐洲能源“去俄羅斯化”，2024年德國從俄羅斯進口煤炭量維持零紀錄，石油進口占比從沖突前的35%降至不足1%，但能源結構轉型壓力導致電力市場價格波動性創歷史新高。
能源轉型帶來的能源供應安全問題凸顯：鋰、鈷、鎳等新能源礦產成為“白色石油”，中國鋰資源對外依存度達85%，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占進口量60%）、智利（25%），但澳大利亞的“關鍵礦產戰略”將鋰、稀土列為“國家安全資源”，限制對華出口；智利的新憲法草案擬將鋰礦收歸國有，導致投資環境惡化。美國聯合盟友構建“礦產安全伙伴關系”（MSP），覆蓋全球70%的鋰、鈷、鎳產能，試圖切斷中國新能源產業鏈的“礦產命脈”。中國通過“資源外交”積極破局，在2023年完成與剛果（金）簽署銅鈷礦開發協議，在印尼建設全球最大鎳冶煉基地，有效分散供應風險。
2.關鍵礦產資源獲取與運輸存在脆弱性
中國在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中面臨“雙重依賴”困境：資源稟賦決定了鋰、鈷、鎳、銅等戰略礦產進口依存度分別高達82.84%、98%、86%和77.72%，2024年相關礦產進口總額超過3200億美元；運輸通道集中于馬六甲海峽（承擔中國67%的原油、41%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該通道日均通過船舶約231艘，極易受地緣沖突或海盜襲擊影響，此外2024年類似銀河號事件的商船檢查風險上升，美國在波斯灣加強對商船的“登臨檢查”，導致中國能源運輸時間延長15%。
美國的“印太戰略”直接針對中國的供應鏈安全，其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關鍵礦產合作機制”要求成員國實施“原產地認證”，限制向中國出口未加工礦產。早在2023年美國商務部將12家中企列入“礦產供應鏈審查清單”，導致相關企業從加拿大、澳大利亞采購礦產時遭遇融資歧視。中國的應對策略包括：推進中巴經濟走廊（CPEC）瓜達爾港建設，開辟避開馬六甲的“石油陸上通道”，預計2025年可分流30%的中東原油；在國內建立鋰、鈷儲備體系，儲備量分別達50萬噸、15萬噸，保障3個月的應急供應；扶持江西宜春、四川甘孜等國內礦產基地，將鋰資源自給率提升至30%。
3.數據安全與數字主權在全球范圍存在治理困境
數字經濟時代的主權爭奪呈現“數據邊疆”新形態，全球數據跨境流動規模2024年達159.2ZB（澤字節），但治理規則嚴重滯后。美國的《云法案》要求全球企業向美國政府提供存儲在境外的數據，2024年蘋果公司被迫向美國司法部提交1600個中國用戶數據請求（基于全球執法請求增長趨勢推算）；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實施“長臂管轄”，對違反數據本地化規則的中企開出累計18億歐元罰單。中國的《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構建了“數據分類分級+出境安全評估”制度，2024年安全評估通過率達90%，但中美、中歐在數據跨境流動規則上的分歧導致企業合規成本增加25%。
網絡安全威脅升級為國家級風險，2024年全球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每秒遭受13次網絡攻擊，美國對中國實施“方程式”“APT29”等高級持續性威脅（APT），利用商業間諜軟件漏洞及惡意遠程桌面協議（RDP）竊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核心數據。中國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防護能力顯著提升，等級保護2.0制度覆蓋90%的重要信息系統，并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實現威脅檢測效率提升40%，但在工業控制系統（ICS）安全方面仍存在短板，2024年某跨國制造企業因OT協議漏洞遭勒索攻擊，導致全球多國工廠停工48小時。全球數字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導致“雙重標準”盛行，美西方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AI技術發展，卻放任網絡武器庫擴張與無差別監控；中國倡導“發展與安全平衡”的全球數據治理觀，推動《全球數據安全倡議》落地，已獲100余個國家支持并建立多邊數據跨境流動機制。
4.糧食安全與大宗商品供應鏈韌性亟待繼續完善
全球糧食市場正經歷“新馬爾薩斯危機”，據可查數據2023年全球饑餓人口達7.33億，較2019年增加1.52億。地緣沖突、極端天氣、生物安全構成“三重威脅”：俄烏沖突導致黑海運糧協議破裂，2024年烏克蘭糧食出口量較戰前下降25%；印度熱浪導致小麥減產10%，延續出口限制政策；加拿大油菜籽反傾銷調查導致中國進口成本同比上漲30元/噸。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糧食進口國（2024年進口總量1.58億噸），面臨“結構性依賴”問題：大豆進口依存度達84%，高粱進口依存度高達74%，大麥進口依存度仍超60%。
中國持續完善“三級糧食儲備體系”，中央儲備糧規模穩定在1.5億噸，地方儲備糧規模提升至8500萬噸，企業商業儲備優化至6000萬噸，綜合保障能力覆蓋全國200天以上口糧需求。在大宗商品領域，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深化人民幣結算試點，2024年以人民幣結算的進口液化天然氣（LNG）交易量突破650萬噸，并完成國內首單與海合會國家的跨境人民幣LNG采購交易；鄭州商品交易所升級干制紅棗期貨業務細則，新增花生、棉花等農產品期貨品種，構建覆蓋生產、流通、消費全鏈條的價格風險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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