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對世界格局做出宏觀判斷。同年12月，他在接見駐外使節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概念提出后，隨著時間推移被不斷闡釋和發展。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講話上指出：“當前，我們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歡迎宴會上，習近平指出：“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口……”。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了“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和“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兩個重要論斷。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指出，“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2024年5月16日，習近平主席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中南海進行小范圍會晤時，進一步提出“國際大變局、大亂局”。
時至今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是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的出發點是中國的外交和國際關系、國際地位問題，不是講一般意義上的發展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領會中國共產黨的十九大精神，正確認識當今時代潮流和國際大勢。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需要建立更加良好的國際關系，充分利用好國際資源，更高效地利用國際市場來發展中國，這才是大問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決策重大戰略和政策必須充分考慮國際因素。
從歷史縱深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本質是指國際力量的對比變化，大變局的動力來自制度變革、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根本上是由創新發展和先進生產力決定的。要深刻理解“大變局”的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還需要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制度結構與產業結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內循環與外循環、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等多方面去理解，才能準確領會這個論斷的時代價值。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推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突飛猛進，呈現智能化主導、融合式“聚變”、多點突破的態勢。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地球和宇宙科學等領域不斷取得重大原創性突破，5G、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正在廣泛而深入地滲透到經濟社會各領域，帶動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融合式重大變革?？萍颊秊榻洕彤a業變革注入新的動能與活力，將前所未有地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生顛覆性變革，使得現有產業形態、分工和組織方式面臨深刻變化。
（二）世界格局變化趨勢
1.經濟全球化受阻與變革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不斷抬頭，一些國家頻繁采取加征關稅、設置貿易壁壘等措施，限制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流動，導致全球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與此同時，經濟區域化趨勢有所加強，一些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和自由貿易協定不斷涌現，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正式生效，以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的推進，各國在區域內加強經濟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以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挑戰。
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上升。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多年來保持較高水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改變了長期以來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格局，推動世界格局朝著“東西均衡”方向發展，世界多極化趨勢逐漸增強。而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多年的經濟衰退后，雖然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和科技水平，但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相對下降，內部矛盾不斷顯現，導致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有所削弱，對國際秩序的主導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
2.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
當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生物技術、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蓬勃發展。這既為全球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機遇，如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新的產業和業態等；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如就業結構調整、貧富差距拉大、數據安全等問題，同時還可能引發各國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加劇，進而影響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
科技革命推動了產業變革的加速，傳統產業面臨著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的轉型升級壓力，新興產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各國紛紛將科技創新作為核心競爭力，加大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研發投入，試圖在新產業、新技術的賽道上搶占先機，提升本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3.國際秩序調整與地緣政治回歸
冷戰結束后，國際秩序總體上朝去集團化的方向發展，但近年來，大國之間的競爭關系被進一步強化。美西方國家把中國等正在崛起的國家視為對手甚至敵手，以競爭關系主導大國關系定位，全面加速經貿、科技和文化關系的政治化和安全化，采取極端化外交政策，不斷激化國家間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后冷戰國際秩序的最主要特征，但近年來，國際政治呈現出“再國家化”的顯著趨勢。主權國家開始重新回到國際政治和國家治理的中心，國家間的邊界重新變得清晰甚至被強化，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的治理有效性大大下降，聯合國、WTO等傳統多邊機構改革受阻，而中國、金磚國家等新興力量通過議題設置（如氣候資金、減貧）推動全球治理進入“南方時間”。
與國際政治的“再國家化”相關聯，國際秩序呈現出地緣政治回歸的顯著趨勢。國家間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聚焦于地緣政治因素，傳統的地緣政治熱點地區如中東、亞太等地區的局勢更加復雜多變，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也在加劇。同時，一些非傳統地緣政治因素如網絡安全、資源爭奪等也日益凸顯，成為影響國際秩序和地區穩定的重要因素。
4.意識形態與社會思潮轉變
冷戰結束后，美西方國家推動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極速擴張，形成了所謂“去意識形態化”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然而，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意識形態領域的矛盾和競爭被激發和釋放。在西方社會內部，新自由主義理論和制度盛極而衰，其對外影響和吸引力出現下降的趨勢。而非西方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進步直接挑戰了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所謂“普世性”和優越性，意識形態的競爭重新突出。
在全球范圍內，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不斷增強，對自身在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的權利和利益更加關注，要求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事務的訴求日益強烈。這促使各國政府更加注重民主治理、社會公平和民生改善，推動了全球政治文化和社會思潮的深刻變革，各種社會思潮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
（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十五五”規劃編制的影響
在編制國企“十五五”規劃的進程中，全面洞察宏觀環境的深刻變革與趨勢走向，是確保規劃科學性、前瞻性與戰略引領性的關鍵前提。而宏觀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彼此交織的有機整體，需以系統思維統籌謀劃，將每一項宏觀要素轉化為具體的戰略舉措與實施路徑，在變局中開新局、在挑戰中尋機遇，最終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戰略目標的同頻共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貢獻國企力量。
1.大變局與國際環境：勾勒戰略坐標系的時空維度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構成十五五期間所有戰略思考的總背景，全球力量對比消長、治理體系重構、地緣政治博弈等多重變量相互激蕩，深刻改變國際產業分工與競爭規則。十五五期間，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更趨復雜多元，既存在新興市場合作機遇，也面臨技術封鎖、供應鏈重構等挑戰。國企作為國家戰略支撐力量，在規劃中需精準研判國際形勢，既要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尋找價值鏈躍升機會，也要防范地緣政治風險，強化國際合作與競爭的雙重應對能力，確保在復雜變局中把握主動權。
2.經濟特征與政策導向：錨定發展基本面的資源配置邏輯
十五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如增長動力轉換、結構優化升級等，決定了國企業務布局的方向。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同配合，釋放出資源配置的鮮明信號，影響著國企融資成本、投資方向與項目落地節奏。例如，積極財政政策可能加大對基建、科技領域的支持，國企規劃需與之呼應，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投入上提前謀劃，借助政策“東風”優化資源整合，實現政策紅利與企業發展的有機銜接。
3.科技革命與生產力革新：塑造產業升級的核心動能
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產業革命，正顛覆傳統生產模式，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成為十五五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國企作為產業創新的主力軍，在規劃中需明確技術攻關路線圖，加大對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前沿領域的投入，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例如，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場景中率先應用創新技術，以技術突破帶動產業升級，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將科技變革壓力轉化為創新發展動力。
4.市場建設與風險挑戰：重構發展環境的底線思維
加速建設統一大市場，旨在打破區域壁壘、優化資源配置，國企需在規劃中深化市場化改革，提升核心競爭力與資源整合能力。與此同時，房地產調整、地方債規范等問題，要求國企強化風險意識，尤其是在投資布局、債務管理上保持審慎。例如，避免盲目擴張，優化資產負債結構，在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等領域探索合規新模式，既服務國家戰略，又筑牢風險防線，實現穩健發展。
5.雙碳目標與安全發展：筑牢可持續發展的硬性約束
“雙碳”目標是十五五期間必須跨越的發展門檻，安全發展則是不可逾越的底線。國企規劃需將綠色低碳理念貫穿始終，加大節能減排技術研發，布局新能源、循環經濟等產業，推動生產方式全面轉型。同時，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上精準發力，聚焦關鍵技術、原材料的國產化替代，強化戰略儲備與應急保障能力，確保在外部沖擊下產業鏈穩定運行，實現經濟責任與社會責任的統一。
6.改革與共同富裕：明確使命擔當的價值引領
深化國企改革是十五五期間釋放企業活力的關鍵一招，規劃中需突出體制機制創新，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經營機制完善等，激發內生動力。推進共同富裕、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則要求國企在規劃中強化協同意識，通過產業鏈帶動、就業促進、公益幫扶等方式，共享發展成果。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宏大目標，更需要國企在規劃中明確戰略定位，在科技自立自強、區域協調發展、民生保障等領域主動作為，將企業發展融入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彰顯“頂梁柱”的使命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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