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闡述的新時代，新征程，新變化，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由過去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同時提出了關于增長轉型的新要求，即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對于企業來說，第一，要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第二，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力；第三，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
對于大型企業來說，優點是具有規模效應，抗風險能力強，但缺點也十分明顯，就是受宏觀環境、產業政策的影響大，對于經營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十九大”以后，面對新的變化和新的要求，大企業主要面臨的挑戰包括：
（一）GDP增速下降，大企業發展優勢消失
從2011年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推出至今，我國經濟周期沒有進入“復蘇―擴張”階段，而是進入連續十幾個季度的經濟下行階段。中國大企業對國內GDP增長率有高度依賴性，特別是對GDP增速下降高度敏感，主要原因是大企業對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高度依賴，在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企業依靠大規模信貸支持在較短時間內就能獲得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速緩慢條件下，國家信貸環境趨緊，大企業失去了政府主導的投資支持，發展優勢消失。
（二）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下降
城鎮化對于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1995年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平均以每年1.37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平均每年新增2000萬城鎮人口。2011年以來，城鎮化率有放緩趨勢，同時城鎮化對于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也有下降趨勢。有研究表明， 1996―2003年，我國城鎮化率每年以1.4個百分點速度增長，城鎮化對GDP的邊際貢獻平均在50%以上，1999年則達到創紀錄的83%（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加速城鎮化有效對沖了外部經濟沖擊，并有效解決內部產能過剩問題）。2009―2013年，城鎮化對GDP貢獻保持在30%附近。但如果按照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每年10%提高、城市化率每年1.2個百分點提升，那么2014―2020年城市化率對GDP的邊際貢獻率將穩定在20%―25%，也就是說，城鎮化只能提供GDP增長1.5%―1.8%的貢獻，要實現GDP增長7%左右，就需要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三）改革紅利的效果產生需要時間
大企業高速發展得益于過去30年間的三次大規模放松管制：第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末打破計劃體制、實施農村承包制和城鄉民營經濟發展的放松管制浪潮；第二次是20世紀90年代初，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及隨后中央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激發出一股強大的創業浪潮；第三次是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對外開放引起的企業國際化浪潮。前面的改革紅利已基本用盡，改革不會立竿見影，有一個滯后期。在舊的增長動力漸失但傳統約束條件還沒有完全放松、新的改革紅利尚未完全發揮作用條件下，大企業必須應對好這段“增長動力空檔期”。
（四）“六高”現象短期內難以化解
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高成本時代，主要指勞動力成本上升，也包括資金、土地、流通、創新、準入成本，前者是自然經濟規律，后者是需要體制改革加以解決的。在“增長動力空檔期”，六大高成本將會成為企業轉型升級的突出挑戰：一是勞動力成本相對勞動生產率過快上漲。企業的主要應對策略是“機器替代人工”，但面臨一次性投入過高、市場前景不明等風險，很多企業無力負擔。二是資金成本過高。由于金融資源配置扭曲，融資難和融資貴成為許多、轉型中的實體企業難以逾越的障礙。三是土地成本過高。土地供給不足和價格過快上漲，一些東部地區僅能滿足少數企業用地需求，服務業發展也受到地價、房租的制約。四是流通成本偏高。不僅傳統商業運行模式受高物流成本約束，而且網絡銷售、網店等新模式，也同樣受到高物流成本的影響。五是知識產權保護成本過高。由于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執行成本過高，很多有創新能力和意愿的企業，因創新產品、新技術容易被仿冒和剽竊，擔心創新投入與收益嚴重不對等而被迫放棄。六是準入成本很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表明，有超過1/3的企業希望通過進入其他行業實現企業轉型，其中紡織、服裝、化纖、有色等行業超過50%的企業有轉行意愿，但普遍反映看好的行業門檻依然很高，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政府干預依然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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