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距離“十三五”規劃（2016 2020年）結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按照程序，2019年是“十四五”（2021 2025年）規劃編制啟動年。截至目前，上至國家部委，下至各省市已經全面啟動“十四五”規劃論證及課題征集等工作。
“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將充分發揮引導作用。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將更多追求質量和效益，特別是追求創新驅動、市場驅動的增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向東對時代周報記者分析。
多地已將“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排出時間表。以重慶為例，編制工作將歷時兩年，分為基本思路、市委建議、規劃綱要三個階段進行。其中，基本思路階段（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將組織開展重大問題前期研究。
江西省則要求所有規劃應于2021年6月前全部出臺。根據江西省今年5月印發的《江西省“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方案》，“十四五”規劃體系包括，規劃綱要、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國土空間規劃和市縣規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富華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十四五”期間應該重點抓好兩件事：一是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二是以中心城市帶動周邊城市群的發展，“這兩項工作能夠為下一階段打好堅實基礎，實現城市化的良性循環”。
統計指標體系待更新
中國從1953年開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從“十一五”起，“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從目前的情況看，“十三五”大部分指標完成難度不大。
譬如，“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年均6.5%以上。2016 2018年，三年平均增速為6.7%。這意味著，2019年和2020年經濟增速只要不低于6.1%，就能完成“十三五”預期目標。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上半年經濟增速為6.3%。不少市場研究機構認為，今年全年經濟增速在6.3%左右。
對于“十四五”增長預期目標的設定，學界普遍認為，“十四五”還是要追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劉向東認為， “十四五”期間，在當前內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的情況下，隨著總量基數擴大和高質量發展要求，中國經濟可能會保持在5.5% 6%的增速。
袁富華則認為，“十四五”期間經濟增速應盡量“保六”，為經濟轉型留下增長空間。他還建議，“十四五”期間要走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的道路，這樣才能避免沒有效率的增長，把“6”撐起來。
隨著經濟轉型升級的深入推進，如何衡量發展成果，成為當下規劃編制工作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中泰證券研究所高級經濟學家、政策專題組負責人楊暢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十四五”規劃既是對未來五年工作的總體安排，也是對各項工作方向的指引，需要相應的評價體系予以配合。
楊暢以上海市舉例，上海能夠產生大量的服務消費，但服務消費并未被傳統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所涵蓋。另外，上海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也無法被傳統的工業增加值指標所涵蓋。
“現有統計指標體系難以評價上海發展實際的問題，這在全國層面存在共性。”楊暢建議，需要進一步優化“十四五”規劃中的統計指標體系，將隱性部分進一步顯性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明確的發展主線。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前司長徐林撰文指出，這一任務不可能在五年內完成歷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間繼續深入推進。
“相比"十三五"時期，"十四五"時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涵應轉變為全方位創新，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和科技創新。”徐林認為。
袁富華對記者表示，“十四五”時期，中國仍處于工業化發展后期的階段—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制造業還沒有達到高質量發展。下一步，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轉型中，仍然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業社會是以生產供給為中心，而知識社會以服務業和消費為主導，立足于消費看生產，從而形成倒逼機制，即以需求端的升級來倒逼供給側的升級。”
袁富華還認為，以服務業和消費主導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典型特點，這在“十四五”期間的大城市應該能夠體現出來。良性的城市化，表現為服務業、消費結構升級，以及公共福利支出增加。三者主要是圍繞勞動力質量的提高，指向的是知識社會。
今年5月，原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曾撰文指出，“十四五”期間，城市化進程放緩和出現逆城市化將是大概率。今后城市化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放寬城市準入門檻；加快城市有機更新；規劃引導好跨省域的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帶的合理布局和有序發展等。
此外，劉向東分析，“十四五”時期，深化經濟社會體制改革仍有較大的空間，如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完善資本市場機制，進一步擴大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領域開放，強化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改革等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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